当年，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曾是和大寨一起竞争中国“农业学哪个”的典型村庄。高西沟“落败”后，村民以不违背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，在“要粮要田”的激情年代，主动退耕还林还草，而且一坚持就是40年
□本报记者 江华
高西沟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
12月初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冬天，阳光刺眼。连绵起伏的黄土之上，除了城市、窑洞旁边的空地上有一些花草之外，很难见到绿。
但来到冬日的高西沟，熟悉黄土高原的人会被眼前的情景惊呆：
进入村庄，沿途是高耸的一排排白杨树；黄土坡上，是成片的沙打旺草和柠条；山头上，连绵的松柏林不真实地在山头上泛着绿色；挂满枯叶的果园到处都是。一个50亩的水库正在慢慢结冰。
“在黄土高原，可能没有哪个地方的孩子比这里的幸福。这里的孩子夏天可以游泳，冬天可以在冰盖上滑冰。”现任村支书姜良彪说。
漂亮的窑洞散布在树林背后和坝地旁边，里面的陈设几乎和城市里没有什么两样，干净、整洁。有种气味让村民感到踏实，那就是窑洞旁一个又一个羊圈。
40年来，靠村民的人工和自然淤积的力量，村前40到50米深的沟壑被填平，成为今天一坝接一坝的良田。
高西沟全村522口人，现在共养羊1300只、牛90头。当地官方的数据是，2002年人均纯收入2000元。
从1958年综合治理环境至今，高西沟人在40年的时间里，造就了980亩经济林，1660亩生态林，1000亩草地。高西沟的林草覆盖率达64％，治理面积达78％。
4平方公里的村庄给黄河作出了贡献。经水利部门测算，从1979年以来，累计近9000万吨泥沙没有流入黄河。
米脂县官员说，全县396个行政村，除了河谷地带，高西沟的环境在丘陵沟壑区是独一无二的。
“夏天一到高西沟，有树有水，一下子就感到凉爽了。”一位警官说，“在米脂，只要有车，高西沟绝对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”
姜良彪说，土地承包后被集体强行保护下来的财产，为集体带来越来越多的收入。自1980年以来，仅村上120多亩4000多株苹果树，年产苹果20多万公斤，收入近8万元。
“这些都是树啊草啊给我们带来的。我们种树的时候，30多岁的娃娃还没有出生呢。”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常秀英说。
科学救了高西沟
12月初，本报记者走进高西沟这个1960年代曾经和大寨一起竞争中国“农业学哪个”的典型村庄时，不敢相信，在黄土高坡的褶皱里，竟隐藏着这样一个村庄：村民用本能和朴素的智慧，以不违背自然规律的神圣态度，早在“要粮要田”、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激情年代，就开始主动而持久地退耕还林还草。
从1980年代开始，大自然给予了村民优厚的回报：这个只有4平方公里的村庄，将40座山头和21条沟变成了青山绿水。碧水盈盈，花果飘香，农民过上了旱涝保收的日子。这在陕北到处裸露着土地、遇雨泥浆横流、遇旱满地冒烟的丘陵沟壑地区，成了奇迹。
“这不是大自然的恩赐。也不是我们多有能耐。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是遵循自然规则得来的，绝对不是政治和口号。”高西沟第一任村支书高祖玉说，“如果那时候全国都学我们，现在的陕北会是什么样子？中国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？国家还会出台代价巨大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吗？”
没有人全面否定过去开山造田、毁林造田、填湖造田的政治决策，但恶化的环境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。现实默认了高西沟40年前的做法，也默认着非科学决策给中国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后遗症。
在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曾被视为不能篡改的模式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期，高西沟仍然我行我素，没有像大寨那样劈山造田，而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家园。
长达数十年的时间，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不得不占领林地、草原、湖泊甚至海岸线再造土地。几十年后，这种修为迎来了自然界连绵不绝的报复：沙漠化、沙尘暴、干旱、洪水、蝗灾、泥石流等等灾害，比赛似的在中国大地上轮番上阵。
在可持续性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，中国政府1999年启动了退耕还林（草）政策。2002年，全国范围的农村生态的战略调整正式启动———中国农民将在到2010年之前，退出8000万亩正在耕种的土地和草地，还给山林和草原。
高西沟却无须退出土地———从1960年代初开始，这个呵护生态的村庄已经退耕还林还草。
77岁高龄的第一任村支书高祖玉评价自己和村庄说：“50年的感受是：学大寨，我们早完蛋了。科学救了高西沟。”
高西沟模式与大寨模式
1950年代高西沟人的信天游唱道：“雨涝流泥浆，冲成万条沟，肥土顺水走，籽苗连根丢。”1956年，高西沟的粮食亩产只有30公斤。由于黄河上要修建三门峡大坝，为防大坝上游来水带来泥沙，从1952年开始，他们就开始打坝拦淤，但是年年打，年年毁。
此时的高西沟，土地除了养活300多口人，还养着大牲畜30头、羊180只，这是村里的所有财产。
经过几年的失败，高祖玉等开始研究村庄的地形地貌，探索保土保水之路。这里沟壑陡深，在沟底打坝拦水拦泥，几乎是白费心机。
从1958年开始，他们先在坡地上整修水平梯田，力图将水土拦住，然后在一道道沟里层层打坝，使山坡上的泥土梯级淤积，蓄排并举。
当时的高西沟人，创造性地开始对每一架山采取生物措施：山顶栽树，沟沟坎坎栽材林；阳坡栽杨槐、椿树，荒坡种柠条，沟条栽果树。
“我们就是想让光秃秃的土山上有活的东西，它们的根能抓着土。”50年后，高祖玉说。
自1958年开始，高西沟为造林还牧开始退耕，减少了800多亩耕地。在粮食逐年增产的情况下，高西沟又扩大牧草基地200亩，发展畜牧业，为土地提供肥料，农林牧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。
1961年，陕西省委搞“阶级分化调查”，发现了高西沟这个典型。随着媒体的关注，高西沟开始引起中央的注意。但专家对高西沟保护环境的论证和支持，没有得到认可。
高祖玉说，当时发展农业，专家有两派之争：一派是水土保持专家，论证黄土高原面积大，应该学高西沟；一派专家主张要粮要田，大寨是土石山区，有典型意义。
1963年，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下，全国成为一个开山造地、开荒造地、填湖造地的巨大工地。
高西沟人没有理会这些，继续走自己的老路，并逐渐形成了土地利用“三三制”模式：农林牧各占三分之一。高西沟人最操心的是柠条林和林地。当时树苗尚小，林业队每天巡山看护，防止“坏分子”搞“破坏”。
1973年，水库建成。高西沟人终于有了一池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水。这座16万立方米容量、处身黄土包围中的小水库从建成至今，竟然只有微量淤积，现在的水深平均2米。
从1972年到1977年，高西沟人为了一年365天能看到绿色，在山顶种植松柏。“那场面真是壮观！”常秀英说。
分田到户，但树不分
1970年代后期，大寨开始受到责难。历史跟大寨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
1970年代末，高西沟村支书高祖玉被提拔为米脂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。不同的是，大寨的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，高祖玉却在县级位置上退休。
1980年代初，全国农村开始联产承包。高西沟是米脂县最后一个土地承包到户的生产队。“老先进变成了落后分子。”当地的官员笑称。
村民中要求分地、分树到户的呼声很高。高祖玉说：“其实我们很害怕一旦分掉，没人管，树砍光了卖钱，高西沟肯定一步一步回到过去。”
“米脂县就属高西沟最晚分地，我当然是抵制者，我很矛盾。但这是国家的大方向，必须执行。”身为县委副书记的高祖玉感受到了上面的压力。1983年，高西沟“对抗”国家政策2年后，农田和生产工具分到各家各户，但660亩针叶林和柠条林仍归集体所有，由集体统一管护。
高西沟，学大寨时一意孤行单干，包产到户时却也不管自己是红旗的名声而不惜落后。
高西沟人在寂寞中享受着自己山清水秀的家园。
“谁能10年追我40年”
每年的春夏，高西沟的蝴蝶，是陕北丘陵沟壑区最多的地方，高西沟才有蝴蝶赖以生存的众多食物。
2003年12月，本报记者走过高西沟的山沟和草坡时，不时有野兔傍地疾走。“环境好了，兔子就多了。”姜良彪说。
周围村庄与高西沟的巨大反差让姜良彪不是滋味：“如果他们能和我们一样，摸着这里环境的脾气，不要乱跟风，现在我们不都联成片了吗？”
“我们一定要听科学的。”高祖玉挥了挥苍老的手说，“如果你（对治理）不了解，我们就不听你的摆布。自然这东西，谁能惹得起？”
高祖玉，在“与天斗、与地斗”的年代，见过许多专家教授。一次在延安街头，他碰巧和找他的水利专家钱正英相遇，两人谈了两个小时。钱正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两次到高西沟考察。高祖玉去北京开会，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主任王化云见到他，颤巍巍地走过来，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。高祖玉对王化云说：“我高西沟的泥土，没有流到你的黄河里。”
退耕还林（草）工程的启动，现在有了进展，但投入也是巨大的。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02年6月，国家已向退耕户兑现补助粮食22.6亿斤，现金1.9亿元，种苗费补助8.4亿元。而高西沟在长达40年环境治理中，国家仅仅投资了4.93万元。1平方米的土地，不到1分钱。
“我不喜欢三年见成效，十年见效果之类的话，到高西沟看看，他们能不能在几年里追我们40年？”军人出身的姜良彪看着与周围迥然不同的景色，得意地说。
“但是，如果高西沟假设现在把所有的树砍掉，把所有的草拔掉，我根本不用打赌———你明年来看高西沟，肯定和别的地方没有两样，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水土就会再流走。”姜良彪说，“环境太脆弱了。”
高西沟只有4平方公里，而中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，以目前的投资和治理速度计算，尚需50年时间；西部12省区市水蚀面积，却从1991年以来增加了3万平方公里。
历史没有假设。许多地方要从头再来。
高西沟给予的标准答案，论证得太迟了。但高西沟人能够达到的目标和成就，其它地方的人也应能达到。
